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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府論壇】中國民間維權運動現況與展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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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文,臺灣錄音聼打小組根據即興發言整理)

三、維權的寬度層面

同時,有些人他能不僅僅維護自己的權利,而是有一種博愛的精神,把對自己權利的維護推廣到對更多人權利的維護。你比如說,我們講到蔣彥永醫生,他就是揭露SARS疫情的暴發,包括要求為天安門六四事件正名。在中國這樣一個集權社會下,他這樣做時要冒著相當的風險的。

在中國大陸我們知道有很多人,可能會因為一句話而喪失生命的。但是有很多人會像蔣彥永大夫一樣,會站出來。包括蔣大夫今年上書兩會,揭露六四屠殺案,這些方面都會冒著很大風險的。

我們經常會在個人利益和個人良知之間做一個選擇,比如說,我說了這個話之後,可能對我利益方面造成影響。那麼到底我是按照我良心行事,我去說這個話呢?還是我更看重我個人的利益,我不去說這個話呢?那麼有的人,我覺得他們人格非常的高尚。他們在考慮這個問題的時候,他們不是在想:如果我說了這句話,我會受到什麼傷害?他們把這個問題能夠反過來問,他們想的是:如果我不說這句話,那麼別人會受到什麼傷害?我想他們的這種做法也是我們民族的一種精神吧,我們中國有句話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就是說我們應該把別人的利益和安危,擺在自己的前面。

A.探討民主

在維權的長度和寬度層面呢,事實上,中國很多人已經做得相當好了。在最近網上有一個作家叫鄭貽春,他發表了一篇文章叫《恢復法輪功合法地位》。這篇文章可以說表現了一位知識分子的良知和真言。為什麼這麼講呢?就是說在中國大陸這樣一個社會裡面,有些事說也說,可能風險不是非常的大。你比如說民主的問題,我們可以在海外的報紙上,有一些對中國的社會制度、中國的人權和對中國民主狀況批評得非常尖銳的文章。但是呢,這些文章的作者卻在大陸,比如說象劉曉波、余傑、東海一梟啊,我們知道有很多這樣的人。他們提這些問題的時候,他們冒不冒風險呢?當然也冒風險,但是相對來說要小一點。

我為什麼這麼講?因為民主這個事情,實際上中國政府自己也在說。只不過中國政府在談到民主這個問題的時候,它是正面去講,它說:「我們國家的民主應該改善,我們國家的人權應該改善,我們國家的法制應該改善。」當然中國話嘛,這個話一講,大家也都明白,既然要改善嘛,當然現在就是不完善了。

那麼這些知識分子對中國民主人權法治的批評呢,他們是從反面去講。中國政府說我們要改善,知識分子說你這兒不好,那兒做得不好,就是採用一種很激烈的批評的態度去講。就是說,知識分子所談的這個話題,事實上中國政府也是承認的:中國這方面確實是存在問題。

再有呢,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啊,他們要吸引外資,他們要維護一定的在國際社會的聲譽,在國際社會的形象,在國際社會的面子,所以說他故意地留一些非常著名的異議分子,這樣可以給外界留下一個中國政府還能容忍某種程度的言論自由這樣的假像,給國際社會留下一個中國政府還比較開明,能夠聽得進去不同意見的的假像。但實際上,他們這種所謂的開明,所謂的寬容,只是針對那些非常著名的知識分子,因為有一些知識分子著名到全世界各地都有人知道,都有人在關注他們。那麼你把這樣的人抓起來的話,對中國的形象影響很大。所以說他對非常著名的知識分子,就是採取不斷找你談話,叫你說話注意點,或者就說監視居住,卻不把他們抓到監獄裡去。

B.探討法輪功問題與探討民主的不同

但是呢,知識分子為法輪功說話,這是一個很危險的事情,是一個最危險的事情。為什麼這樣說呢?我把這個事情詳細的說一下。

因為我們拿孫志剛這個案子打一個比方。在這個案子發生之後,民憤很大,當時胡溫的新政府就把打死孫志剛那些人繩之以法了。而且經過審判以後,還有人被判處了死刑。大陸SARS疫情爆發之後,把張文康跟孟學農都撤職了。

我們可以看到,他在處理這些事情的責任人時候,他不會威脅到政治的管治威權,不會威脅到政府的威信。因為打死孫志剛的這些人,他們只是專制機器中的螺絲釘,把他們換掉,不會對政府的安全和穩定造成威脅,反而對政府來講有好處。。胡溫把孟學農和張文康撤了之後,國內的網站一片叫好之聲,他等於是給了民眾一點政府逐漸走向開明的希望。

但法輪功不一樣,因為鎮壓法輪功是當時中國最高領導人江澤民下令的。1999年鎮壓法輪功的時候,江澤民去開亞太經合會,他是親自給各國元首遞誣蔑法輪功的小冊子。99年10月份的時候,江澤民是第一個對法國費加羅報的記者說法輪功是「X教」。在2000年9月份,紐約在開各國首腦峰會的時候,江澤民接受CBS的記者華萊士的採訪時,公開的給法輪功造謠,說法輪功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就是說,整個中國的鎮壓都是從江澤民那兒下來的。那麼法輪功在抗爭過程中,採用一種很有趣的做法,就是起訴他們。法輪功不僅起訴江澤民,他們起訴了很多人,包括羅干、李嵐清、吳官正,這都是屬於政治局常委級別的。還有象北京市委書記劉淇啊、現在的公安部部長周永康、副部長劉京啊等等,都是省部級的大員。

如果中國政府用處理孫志剛事件的做法處理法輪功問題,不是把打死孫志剛的兇手判刑的判刑,槍斃的槍斃了嗎,那麼在處理法輪功問題時,你能不能把江澤民抓起來,把羅干、吳官正都抓起來?那麼他們可能就考慮,這樣做會給政府帶來管制危機的問題,當然他們可能是這樣考慮的了。所以,江澤民說法輪功涉及什麼「生死存亡」的問題,其實法輪功本來不是問題,是江澤民的鎮壓把法輪功變成了中國、乃至世界的一件大事,一件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大事。那麼這個事情不是對中國「生死存亡」的問題,而是對江澤民「生死存亡」的問題。

江澤民打死那麼多人,法輪功起訴你了,那麼江就面臨著一個承擔法律責任的問題。所以江澤民就很害怕,死死地抓住軍委主席的位子不敢須臾放手,一秒鐘都不敢放,因為他知道一放手,就是自己的末日到了。

既然法輪功對於掌握中國實際上最高權力的江澤民這麼敏感,那麼誰要為法輪功說話,這方面就不像人權、民主啊,可以去談,可以打擦邊球,可以跟政府有商量和妥協的餘地。在法輪功方面是毫無妥協餘地的。我舉個例子,在湖北省有一個我們大紀元的專欄作家叫杜導斌,他曾經在網上寫過幾十篇的文章,抨擊中國的專制制度,抨擊中國的民主現狀,抨擊中國的人權惡化,他都平安無事。什麼時候出現危險呢?在去年七月份的時候,他寫了篇文章,叫《良心不許我再沉默》。他把對法輪功的迫害羅列了一些,而且也呼籲民眾行動起來去制止這場迫害,結果他就被公安局抓起來了。公安局說他「越線了」。越了什麼線呢?就是越了法輪功這個最敏感問題的線。

杜導斌被抓起來以後,他和劉荻的經歷有類似之處,在公安局移交檢察院提起公訴的時候,檢察院說證據不足。公安給他的罪名是「顛覆國家政權」,檢察院看了檔案說證據不足給退回到公安局,就是檢察院覺得杜導斌沒有想顛覆國家政權。這個時候新華社就跳出來了。

新華社本來是個媒體,它不是司法機構,你又沒有經過取證、質證,但是它就發了一篇社論,說杜導斌就是要顛覆國家政權。在中國這樣一個宣傳機器掌握在政府手裡的國家,可以看出來,它對法輪功是非常嚴厲的,沒有什麼妥協的餘地。

C.走出「禁區之禁區」和「恐懼之恐懼」

大紀元還有一個專欄作家,很年輕的,今年才21歲,叫楊銀波。他就說他對於很多社會問題都可以公開呼籲,對社會底層的人也非常願意接觸,願意去把他們的疾苦讓很多人知道,但是他說,對法輪功問題我一直懷有一種「恐懼之恐懼」,因為法輪功是中國的「禁區之禁區」,民主可以算是一定程定的禁區,法輪功問題是禁區之禁區。

就是說中國的知識分子他們可以說是在很長時間內一直對法輪功問題保持一個距離的。但是經過法輪功這些年的和平抗爭,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知識分子產生了很多的變化。

我們可以說法輪功是一個信仰,就是信仰「真、善、忍」。大家都知道,信仰這東西是具有排他性的。一般的信仰,像基督教、像佛教、像道教,都是有一定的排他性的,比如說耶穌就說「我是唯一的真神」,釋迦牟尼說「天上地下,唯我獨尊」。一般的宗教都是排斥其它別的信仰,排斥其它別的宗教。知識分子就用原來他們的觀念去套法輪功,他們就說,法輪功萬一以後,你們人數這麼多,你們搞出一個政教合一的政權怎麼辦?

有人就在網上說,我們不喜歡共產黨,可是我們也不喜歡白蓮教。但是,他們經過這四年的觀察,他們發現法輪功的學員他們根本就不參與政治,這是很多知識分子他們最擔心的一個問題。從法輪功四年的抗爭中他們得到的一個答案,因為如果說是想參與政治的話,有任何一個世俗目的去追求的話,他會帶來一個結果,就是說政府可以用世俗的辦法去瓦解你。

譬如說,我這個人,我是為了追求權力來信仰法輪功的,那政府他可以用更大的權力來對我進行招安,對吧?如果我是為了錢去修煉法輪功,當然法輪功根本就不牽扯錢的問題,那麼政府他可以用更多的錢來對我進行收買。也就是說如果你有一點點世俗的追求,政府就可以從世俗的層面去打擊你。但是就是說,法輪功四年的抗爭,許多知識分子看到了,這些人他們除了追求自己信仰自由之外,他們沒有任何世俗的追求。他們從來沒有說我們要建立一個什麼樣的政府,我們這個政府是一個怎麼樣的組織機構,我們應該怎麼樣去發展生產,我們怎麼樣去豐富人的文化生活,從來沒有這樣講過。知識分子他們看到法輪功這種非政治化、非世俗化這樣的一個特點。

同時,對法輪功四年來的和平抗暴的這種表現,這些知識分子他們又非常欽佩。遍及中國這麼多省市,遍佈各個社會階層的人,他們都為了一句真話,不畏生死的去講一句真話,很多知識分子他們是感到非常佩服,所以後來有個作家叫劉曉波,他講了一句話。他說,「在獨裁政權不准信仰的鎮壓之下,法輪功維權所表現出的堅韌和勇氣,足以令自稱有良知的知識屆汗顏,說句重話,中國知識界對法輪功受到殘酷迫害極其沉默,無疑是由冷血和懦弱所帶來的巨大恥辱。」

這話說得很重啊!那麼,我們可以看到在維護法輪功的權力上,愈來愈多的知識分子他們從中國的大地上站起來。比如說像余傑啊、像劉曉波啊、像杜導斌啊,東海一梟、鄭貽春等等,有很多人吧,已經開始為法輪功公開講話了。

他們為法輪功開公講話可以說是走出了他們最大的恐懼。就像我剛才講的,你對民主啊,人權啊,你對這些問題發表意見的話,不會給你帶來絕對的百分之百的危險,但是呢,幾乎你為法輪功一講話,你馬上就面臨一個巨大的危險。那麼這些知識分子,他們能夠在這個問題上挺身而出的話,我們可以肯定中國再也不會有任何一件事情可以讓知識分子不敢說話了,因為法輪功就是一個最敏感的話題,

從這一點上來講的話,中國這些知識分子他們的人格因此而變得更加完整,變得更加高尚起來,他們真正在中國維權裡頭走出了一種恐懼,走出了一種困境。所以說,這些知識分子他們對法輪功的認識可以說是愈來愈完整,比如說鄭貽春先生他寫的文章,他就提出不僅僅是要停止鎮壓,也不僅僅是要平反,他還呼籲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要對法輪功這些受迫害的進行國家賠償,要求中國共產黨對法輪功進行集體懺悔。

也就是說,他已經跳出了過去簡簡單單的平反跟停止鎮壓的層面,他們已經上升到另外一種層面,就是要求你賠償,還要求你懺悔,因為只有懺悔之後才能夠保證類似的錯誤不再發生。因為象文革這樣的災難,中共都沒有真正進行過懺悔。他們只是說文革這個事情「宜粗不宜細」,我們應該眼光放遠一點,我們應該往前看,等等等等。它都沒有對文革進行過那麼深刻的懺悔,很多人對文革的反思都是民間的。比如說鄭義先生寫的小說《楓》,包括象老鬼寫的《血色黃昏》等等,很多傷痕文學他們都是民間層面的反思。政府不允許你反思文革,包括原來有一個專門研究文革的人,叫做宋永毅,他跑到中國去收集文革的證據,後來就被中共逮捕了,因為各方的救援行動,被遣送回美國。

所以說他們其實並沒有真正對老百姓進行過懺悔,你不進行懺悔的話,就等於說是一種忘卻,讓民族失去對歷史的記憶,這樣的話就可能會導致歷史的重演,對文革的忘卻導致對今天法輪功迫害的重演。很多知識分子他們要求政府進行懺悔的呼籲,就是希望這樣的悲劇能夠不再重演。所以說這些知識分子也好,包括民間一些人士也好,他們在維權運動中,他們克服了最大的恐懼,就是說他們在維權的寬度層面,能夠推己及人,先考慮別人的安危和別人受到的迫害,並且大聲疾呼。這些方面,知識分子也已經走得相當好,這是我講維權的第二個層面。

(待續)

(http://www.dajiyuan.com)

原文網址: http://news.epochtimes.com/b5/4/4/4/n50052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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